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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家:红灯夜谈

发布时间:2016-03-30 13:08:06来源:发展导报作者:李 江编辑:李青波
汉家:红灯夜谈

记 者:汉家,你好。在苏州生活还适应吗?给自己取笔名为“汉家”,有何寓意?

汉 家:你好,首先谢谢你的访问!适应,没什么不适应的,任何生活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,在哪里生活都只是一个选择。其实我更愿意生活在月亮上,据说那里住着私奔的嫦娥与憨厚的吴刚,还有玉兔,我属兔,算是它的故人了,我如果能到月亮上生活,保证给玉兔带去新鲜的红萝卜——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,事实上,我都难以判断自己是不是正在吃着有毒的食品。

“汉家”一般来说寓意着汉语、汉人,坦率地说,寓意对我来说并不重要,它无非是一个笔名,名是什么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最终写出了什么。武器库里躺着的枪不具有任何武力,只有射出去的子弹才能击毙敌人。

记 者:诗歌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历史。但是近年来,诗歌变得很小众,甚至有人说“诗歌已死”。伴随这个悲情的唱衰诗歌的论调,是余秀华的火爆,乃至“我有一壶酒,足以慰风尘”引发的网络征诗热潮,从诗人的角度,你怎么看待这个文化现象?

汉 家:1、我们死了,诗歌也不会死,我从不担心“诗歌已死”这类问题。2、诗人大都活得比较清苦,余秀华的火爆直接改善了她的生活,是一件好事。很多时候,我脑子里的问题是能怎样多赚一些钱,但这个问题一如既往地难。3、“我有一壶酒,足以慰风尘”的热潮,显现了古典汉语的威力,并提醒人们,在中国人的血脉根源和文化基因里,汉语本源的力量依然强大地存在着,这存在的规模和深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,有这个“因”在,才会发生这次人来疯般的 “果”,实际上,文化的种子早已埋下了。遗憾的是,这热潮不够高级,但真正高级的东西通常无法引起热潮——答到这里,我突然想到了战士与炮灰,想到了人迹罕至的故乡、一丝不挂的腊梅花和喜气洋洋的猪圈。

记 者:在诗集《火车大劫案》出版时,你对外界宣布:“今后我写诗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。”众所周知,这是你历时5年创作的第一部诗集。为何刚迈开步子却收腿了?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?

汉 家:我怀疑自己是否如你所说的已经迈开步了。写诗极难。我几乎认为这是一本失败的诗集,所以我将《失败万岁》这首诗放在了诗集第一首的位置上,我不欺骗读者,开头我就要告诉他们:我已经失败了。就是这么一回事,亲爱的读者,你们别猜了,我不是一个成功者。我很高兴说出了我的失败,这是一种清清白白的沮丧。

记 者:对于汉语写作,你对自己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。文学在你心里,是什么样子的?描述下你内心的文学观。

汉 家:描述文学的样子,是一件导致头破血流的事情,我尽力答得不至于太血腥。我热爱并忠诚于汉语,在我的眼中,汉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写意,在于破壁,在于自在。西方文学更多的是广场上的演讲,或者是内心的变形实验和语言的冲刺锋芒,而最好的汉语文学更多的是知己间的夜谈。“夜谈”是汉语的一种,一种痴气,迷人极了。汉语也有其他的形态,比如擂鼓、投河、穷途之哭和颠鸾倒凤——我全力以赴地将它们在夜谈时说给我的知己听。其实我并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,因为这是一个纯问题,它本身就是反答案的。

记 者:在你以往的作品里,可以轻易捕捉到流露出的山西味儿。现在客居南方,你怎么看待山西文化对你创作的影响?作为吴文化重要发祥地的苏州,文脉绵延源远流长,对你的创作又产生了哪些影响?

汉 家:山西是我的故乡,她养育了我,使我终身爱吃刀拨面与和子饭,这就是影响。我签约山西文学院,所报的选题里有一本短篇小说集,名《金枪鱼考》,但她写的不是金枪鱼的水下市井,而是太原人的日常流水——人类的生活。

说到苏州,这里的女子说起话来,真是天下第一好听,我希望苏州方言能够被联合国在全世界予以推广,而且规定只能由女性去说(诗人车前子除外,我太偏爱他了)——这也是影响。

总之,山西和苏州都是我的阵地,都是我在精神上的卧室,未来我会死在其中的一个地方,这结局将非常浪漫。

记 者:你平时都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?在创作之路上,哪位作家的什么作品对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?

汉 家:我什么书都读,没有分界,只要我找到好看的书,就去读;找不到就自己去写。汉家的作品对我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,我没有影响的焦虑,只有感受。

汉家:本名贾墨冰,1975年生于太原。2000—2010年,创作散文集《一株雪》,诗集《火车大劫案》,短篇小说《风火轮》;2011年,《大家》4期发表短篇《小说五题》;2014年,《人民文学》12期发表诗歌 《汉家的诗》;2015年,出版散文集《汉家文章》(“晋军新方阵”第二辑)。

签约申报选题:散文集《龙生龙》,短篇小说集《金枪鱼考》。

记者 李 江

风火轮

一个尖瘦的商人斜靠在椅子上,我坐在他对面,他和我说想去趟拉萨,去朝圣,澄净什么佛法。我嘴里敷衍,心里说你这个市侩,诚实的喇嘛会轻易戳破你的虚伪。像这种言不由衷的事情,接连不断地发生,我也看到阳台的蚊子碰壁,微波炉与电磁炉谈恋爱,遗落一支孤独的筷子。

事物可以复杂也能够简单,诸如此类——我曾认识一条硬汉。他姓贺,是个知识分子,“文革”时被打成反革命,判无期徒刑,刚在甘肃关押了一个月,他居然成功越狱。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,1980年他才回到家乡,平反后在大学教书,是一个传奇。当我来到他家,闲聊天,他说沉住气,历经黑暗是有好处的,打磨一把刀,需要必定的时间陪葬。我不承认自己是那把刀,其实还钝着,而他反复给我讲越狱后在山野看到了一个采草药的小女孩,他摸摸女孩的头,说真美。我还是不懂,为什么在逃亡中,他要为一个山野的小女孩停下脚步?他的赞美是如此金贵,以至于我不明白这赞美究竟好在哪里。很多年后,我开始懂他为什么不讲狱中之苦和逃亡的艰难,偏独讲那个女孩子。在山野的浓雾下,那个采草药的女孩子莫非是仙子?

美的毕竟是美的,哪怕是在一个群魔乱舞的年代。

由此,我得到一个信心,别停止希望,别停下来,车轮在道路刻下痕迹,只会越来越深,并非风沙所能掩埋。可我经常失望,与头脑呆傻的人打交道,我说你好,你说你好,如此这般,这般如此。这是课,我像小学生一样听着。如我的同事小王,他很和善,你与他开任何玩笑都成,就是不能取笑他的帽子。现在男人都不兴戴帽子,小王是一个例外,他一年四季都戴,而且并不谢顶。这是一件奇怪的事。

有一年夏天,我们在酒吧喝酒,邻座的一个胖子喝多了,用手故意打掉了他的帽子。可以想象,小王恶狠狠地揍了胖子,打得他瘫在地上求饶。这时一个女孩过来扶胖子,小王问你是他什么人?女孩答我是他女朋友。小王当即打了女孩一个耳光。我非常惊讶,小王是个善人吧,这个事却让我感到困惑,一个平时谨小慎微、循规蹈矩的小男人,怎么忽然变成了恶人。想弄明白小王为什么那么看重头上的帽子,比弄明白我为什么恐惧所有长毛的动物还要困难。这不是答案所能解决的问题,而本身的无意义,使我的叙述更加寡淡无味。

有趣的是,有一天,商人、老贺、小王竟联系在一起,我想说的是这件事:星期天中午,商人找我谈一笔业务,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开始又一次扯淡。这时,小王给我打电话说他喝醉了,不能开车,让我送他回家。我当天没有开车,商人主动提出他开车,并负责将小王送回家。我当然没意见,与商人来到小王常去的酒吧,搀他上车。商人向后倒车的时候,蹭了直行的一辆车,车门打开,从里面走出了我的传奇英雄。他们三个互不相识,我是唯一的媒介,经我的介绍,他们三个人的聊兴很浓,天色渐渐不早,小王的酒劲已过,他提议晚上一起喝酒。大家一拍即合,来到附近的一个饭店,喝酒与吹牛。我很奇怪,老贺居然与商人勾肩搭背,小王将帽子脱掉随手扔在了桌子上。大概是这样一个线索,老贺说布达拉宫对于商人是不真实的,就是说商人的正经事,应该是研究怎样赚钞票,而不是朝圣。小王听商人诉说20年前被抢的一顶绿军帽,而大受刺激,勾起童年时被爸爸用铁钳打脑袋的痛苦记忆。我则抱住老贺说:贺老师,我每一天都感觉自己到了越狱的关口,我想逃。

老贺看着我,一板一眼地说,你拔起腿,逃给我看看!——海风猛烈啊,我斥责舵手:“他妈的,速度还能再快吗!?”舵手说:“报告船长,不可以!已是全速前进,负荷巨大,再快一秒,发动机就会瘫痪!”——瘫痪在养老院的是贺老师,七年牢狱早夺走他的双腿。逃狱的传奇,是他蓄意编造的梦境,我只是一个可耻的复述者。为了叙述方便,没经老贺同意,我就把自己、商人和小王混入文中。意外的是,老贺在梦里看到的那个山野中小女孩,依然住在偏远而贫穷的甘肃腹地。她年近半百,有一个卧病在床的丈夫,此时她正冒着夜雨,奋力将牲畜栏倒掉的围栏收拾好。

汉 家

责任编辑:李建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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